■核心提示
  縱觀廣東現代美術史,“方黃之爭”的深遠影響無法忽視。這場論爭以兩位主角的姓氏命名:方人定(1901-1975)和黃般若(1901-1968)。這兩位生於同年的畫人,分別代表兩個有著迥然不同藝術主張的群體——折衷畫派和廣東國畫研究會,他們也各自走出了兩條不同的藝術道路。他們曾經針鋒相對,各執己見,在報端隔空論戰,並逐漸演化為“傳統出新”與“折衷中西”兩種繪畫理念的激烈碰撞,論戰雙方發表的精辟論述,也促成了兩派藝術主張的交融,為中國美術史帶來深遠的啟發意義。
  儘管如此,方人定和黃般若事後都拋棄前嫌,共赴國難。“藝術上不要有門戶之見”,更成為他們的一致主張。他們的藝術風格,也因論戰的激蕩而展現出嶄新的面貌:方人定決意東渡留學,研習西洋人體技法,走出了一條與老師高劍父截然不同的人物畫道路;黃般若晚年則憑藉精深的傳統筆墨、豐富的閱歷與悟性,創作出一大批具有現代氣息的水墨山水作品。方人定與黃般若,已不僅是這場歷史性對峙的縮影,也將作為國畫現代化的里程碑永載史冊。
  迴首80多年前那場充滿火藥味的論爭,“方黃之爭”雖為20世紀廣東、乃至中國畫壇的一樁著名公案,卻讓今天不少讀者感到陌生。論戰的議題既非私人恩怨,也超越了派系之爭。他們對傳統國畫與民族文化何去何從的反思,在中國藝術史和文化史上引起深遠的迴響。
  20世紀初,因痛感中國畫末流因循凋敝的狀況,不少有志青年都將目光投往西方,以寫實主義對國畫進行改革。其中,以“二高一陳”為代表的“折衷派”,更高揚“國畫革命”大旗,活躍於藝術舞臺。高劍父更在春睡畫院設帳授徒,培養新生力量。然而,與此同時,一股全盤否定民族傳統的虛無主義之風,也迅速席卷全國。為輓救日益淪亡的國粹,重振國畫雄風,潘至中、趙浩公、黃般若等主張捍衛傳統的畫人在1923年組織了“癸亥合作社”,兩年後擴充為“廣東國畫研究會”,潘達微、李鳳公、李研山等紛紛加入。該會聲勢浩大,組織完備,就連遠在外省的著名畫家黃賓虹也加入為其會員。
  由於藝術觀念不同,傳統派與“折衷派”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。傳統派認為應傳承傳統筆墨,“折衷派”則主張“折衷中西”改造國畫。早在1921年“廣東省第一次美術展覽會”前,雙方觀念已產生嚴重分歧。而被國民政府高價購買的“二高一陳”作品被傳統派認為是“抄襲日本畫”,引起輿論嘩然。後來,高劍父授意方人定撰寫《新國畫與舊國畫》刊於報端,指責傳統派因循守舊。黃般若隨即在潘達微的授意下,撰寫了《新派畫就是中國的衣冠嗎?》一文,指出這些“新派畫”其實是“抄襲日本畫”,否定他們的作品是“中華民國的衣冠”。
  論戰一觸即發,兩大陣營各執己見,攻訐不休:法政學校出身的方人定,痛陳文人畫消遣戲筆之弊害;有深厚傳統造詣的黃般若深諳畫史畫論,直言脫離心性必致藝術陷於死亡。“折衷派”疾呼“國畫革命”,傳統派力主“民族特性”。黃般若還搜羅不少日本畫家的作品圖片,與“二高一陳”的作品併列刊於報上,令“折衷派幾無反擊餘地”。
  不過,你來我往之間,雙方爭論的焦點也從“抄襲日本畫”逐漸轉移到新舊派的關係、藝術的雅俗標準、國畫應否改革與如何改革、傳統文化如何傳承等問題上,大大拓寬了國人藝術視野深度與廣度,為嶺南畫壇創造了開放、多元的現代格局,也為中國美術現代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。有趣的是,隔空論戰的兩位主筆,竟一直素未謀面。直到1938年,在香港抗戰畫展期間,方人定才與黃般若不期而遇,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兩人惺惺相惜,握手言歡,開創了各自的藝術道路,共同為歷史翻開一頁新的篇章。  (原標題:“革新”與“國粹”的思想碰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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